刘同舫 | 从批判性到建构性：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时代转换”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时代转换”
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科学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本质和一般规律，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世界观，蕴含着批判性与建构性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时，特别强调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注：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3版。)。我们如果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可以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时代变化。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与实践方案正式提出之前，历史唯物主义对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剖析主要呈现出批判性的理论向度，形成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现实实践的全面批判性路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与实践方案正式提出之后，历史唯物主义则从“批判性世界观”开始转变、拓展和提升为全球化时代的“建构性世界观”，致力于实现对资本逻辑支配世界历史进程的现状及蕴含于其中的西方哲学世界观的超越。建构性理论不仅需要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实践支撑，还需要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具备理论建构与创新的自觉意识，并积极开展相应的自觉行动。
一 “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时代转换”的理论前提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既有“解释世界”的理论觉识，又有“改变世界”的实践意向，是批判性与建构性有机统一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性与建构性两种不同性质的思维方式之所以能够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实现统一，其根本原因在于“解释世界”层面流露出的问题意识对“改变世界”深层境界的渴求。
在“解释世界”层面，马克思坚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认知，从根本上打破了唯心主义以及旧唯物主义借助“预设的思想框架”解释和预言历史发展主体、动力与进程的认识窠臼，以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和本体，使其理论本性在解释实践观点中得到充分展开，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功能”的现实指向与建构意向。
首先，解释功能的现实指向主要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对现实世界的科学阐述。马克思在考察、分析人类社会历史总体进程的基础上指出，生命个体的存在与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人类社会形态呈现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总体上演变态势，并最终朝着人类解放和“自由人联合体”方向前进。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论述中始终强调社会存在的历史性，表明人的历史实践同人类社会整体运行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现实的个人自由自觉联合起来的历史正是实现自身目的的实践进程，突出了哲学在现实中获得自我扬弃、不断超越的解释功能。
其次，解释功能的建构意向主要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蕴含改变现存世界的实践要求。单纯“解释世界”的哲学是不存在的，任何哲学的解释功能都内在地包含着改变现存世界的价值取向。支撑“解释”功能的标准是哲学家们所秉持的高于并优于现实世界的“真理”，诸如柏拉图的“理念”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借用“真理”评判一切现实的理论活动实质上已蕴藏了以追求“真理”为依归，不断变革现实世界、建构理想世界的情怀与意向。马尔库塞指出：“寻求正确的定义，寻求善、正义、忠孝和知识的‘概念’，于是就变成一项颠覆性的事业，因为所要寻求的概念意指一种新的城邦。”(注：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页。)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其“解释世界”的理论功能内在地表征着以历史主体的真正解放为旨归的“改变世界”的建构意向，在“解释世界”的实践问题中揭示实践所蕴含的本体论前提，把“解释世界”的实践观点提升为本体论的建构性思维。
在“改变世界”层面，马克思秉持历史分析与道德批判相统一的辩证批判立场(注：余京华《历史唯物主义之辩证批判立场及其当代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9期，第93页。)，一方面肯定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出场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现实价值，认为“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取代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肯定了资产阶级在促进市民社会形成和提高现代人物质生活上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则批判资本主义的道德退化及其剥削本性，指责资产阶级“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他们“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页。)，导致整个世界呈现出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和利益至上、道德滑坡的现实境况。但是，剖析、批判资本主义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旨归，其现实目的在于实现“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的有效转化，以“批判”助力“改造”。因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优化、完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存在状态，促使一切社会生产力朝着符合人自由的道德本性和伦理关系的方向发展。马克思对“改变世界”的认识，恢复了哲学在时代发展中的真实面貌与理论地位，表明任何时代的哲学都源于对现实的人类生存性问题的自觉反映，内蕴着人类在从事生产活动中如何改变现状或改造既成规则的实质内容。在对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构筑的世界市场体系进行历史分析与道德批判的同时，马克思进一步阐述未来理想社会的方向，立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理想社会的存在根基，建构性地提出未来理想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基本特征，充分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的思想方法。
“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统一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二者的关系认知，学界存在“二元对立论”和“有机统一论”的争论。主张“二元对立论”的学者坚持“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二分法，强调马克思哲学是致力于改变世界的真正哲学，而其他哲学则是困囿于解释世界的保守哲学。有学者明确提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把理解同解释对立起来，把实践的哲学同直观的哲学对立起来，把以理解世界（目的在于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哲学同以解释世界（目的在于与世界调和）为己任的哲学对立起来”(注：Г.A.巴加图里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单志澄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编辑部编《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秉持“有机统一论”的学者认为，在哲学的理论框架内，“解释世界”所指向的“真”与“改变世界”所追求的“善”和“美”的有机统一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的过程，人为将二者分离甚至对立，是对哲学本性的误解(注：贺来《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两个教条及其超越》，《求是学刊》2004年第1期，第34页。)。笔者倾向于“有机统一论”，即“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在新哲学的确立中实现有机统一。从“解释世界”的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其他哲学凸显了其“解释世界”的功能，给人们留下了重“解释”轻“改变”的刻板印象，但事实上“没有一个哲学家不是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或者说没有一个哲学家是满足于‘解释世界’的”(注：孙正聿《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5页。)，只是以往的哲学家们沉浸于对过去世界现实经验的解释而难以揭穿隐藏于其后的本体论承诺，进而无法立足于真正的实践内涵抵达改变世界的功能。从“改变世界”的维度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片面注重“改变世界”而忽视甚至摒弃“解释世界”的“畸形儿”。在马克思哲学中，“解释世界”不是一种游离于改变世界之外的独立存在，“改变世界”也不是脱离“解释世界”而独自发挥作用的孤立存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为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从批判性到建构性方法论的“时代转换”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 “时代转换”的现实契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这一时期，经济危机、贫富分化、营私逐利和剥削压迫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不断显露，而人类社会尚未出现整体上优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制度，批判性地剖析资本主义世界成为当时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向度。随着历史更替与时势变迁，中国共产党结合本国国情和现实生存需要，总结中国近代史上受资本主义国家压榨而被迫走上“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逐渐形成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论自觉，并带领中华民族走上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确立了整体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形态——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崭新社会形态的建设、发展和经验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建构性研究的当代转化。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17、18世纪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后逐步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建设发展期，至今已四百余年。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工人运动等历史境遇，资本主义国家虽采取了诸如新经济政策、福利国家制度的“应急缓解措施”，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在资本逻辑充分展开的当代世界，世界格局逐渐从帝国霸权秩序、两极霸权秩序行进至多极化秩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推动中国牢牢地占据其中“一极”，即“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注：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1990年3月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建国后30年的奠基之上稳步推进、不断发展，相继走过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开创时期，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推进时期，如今进入了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共同创造、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注：王伟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体会》，《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第2页。)，明确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确定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形成了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的科学内涵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形态的中国式创造，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逻辑推演和现实图景，尽管这种现实图景带有初级的、不发达的特质，但当代中国的建设实践却直接承袭无产阶级革命的批判方法和建构激情，在接纳市场经济原则以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前提性地将超越资本现代性作为内在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革命性前提及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紧密关联，使得我们不再面临西方改良或是彻底革命的痛苦选择，而能够以强有力的意志将建设实践放置于反思资本和扬弃资本的历史坐标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与西方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并在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历程中赢得“独当一面”的生存发展空间，勇于揭露资本主义的制度弊端及其造成的时代危机，提升了社会主义的国际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融合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多重因素，开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并举”的特色发展模式，以一种全新的面貌打破了资本主义掌控世界的垄断格局。近年来，在全球化发展进程高度复杂化、全球性危机与挑战日益增长的背景下，人与生活世界的分裂愈加凸显，潜藏着人在诸多矛盾实践和模式化社会形式中的“自我异化”，这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现实的人在历史中从事实现自身目标的活动的肯认相背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张的提出与全球性践行更是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性转向提供了最佳契机。
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将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自身的最高纲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就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性质、制度建构和价值基础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尤其在国家性质上，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中国始终坚守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是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特殊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既有论述，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特殊国情的理论创造，集中彰显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与过程性的特征。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确定社会性质的迫切问题具有清醒的认识，指出这一社会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注：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这一阶段为中国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积累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发展经验。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生产资料实现了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过渡，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78年伊始的改革开放拉开中国历史新序幕，中国开始步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则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除了要发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病理学”的批判性作用外，“由革命而来的执政者应该怎样保持一种先进的、解放的力量，如何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开创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换言之，在社会建设实践中，如何能够不忘初心，将革命精神转化成为建设实践中的能动力量，提出成熟的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理论，渐进地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注：罗骞、滕藤《阐释与创新：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提出——罗骞教授访谈录》，《江海学刊》2019年第3期，第19页。)，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正是在这种问题意识的驱动下，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建构性要求变得更加突出与急迫。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经济形势快速发展、社会动能加速释放的同时，社会诸领域不断分化，导致了社会整合危机。这种危机既表现在制度建设的整合手段跟不上时代发展变化，也表现在意识形态的价值统摄能力滞后于社会思潮发展变化。新的社会现实催生了复杂的时代心态：一方面是对民族复兴带来的繁荣局面的期盼与自豪，另一方面则是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利益冲突的焦虑与无奈。因此，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重建“利益和价值共同体”，凝聚社会共识等现实问题，必然成为国家治理的重大课题。这一社会背景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从批判性到建构性转变的现实根据。正如有论者指出的，立足社会转型期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形态被称为建构性马克思主义。建构性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将革命主体性精神转化为社会建设强大动力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注：罗骞、滕藤《阐释与创新：建构性马克思主义的提出——罗骞教授访谈录》，《江海学刊》2019年第3期，第13页。)。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性取向应是一种朝向重建“利益和价值共同体”的学术阐释方式，它既批判社会现实的弊病，更强调通过建构性的研究介入现实，以解决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建构性研究取向将有助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的价值文化重建运动，既为从根本上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思潮奠定理论基础，还能够为社会生活体制机制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注：刘同舫《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三重解释张力及其认知变化》，《哲学研究》2019年第9期，第7页。)。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性与建构性的双重功能及其转换确立了坚实的现实基础。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而为何历史唯物主义在苏联时期未能实现自身方法论的建构性转向？答案应该在于：实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从批判性到建构性转换的前提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真正发展。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特定历史时期曾取得一定成就，但其总体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片面囿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设想而不切实际地推进经济建设、政治改革和社会整合，最终陷入“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境地(注：苏联解体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内因层面，日益僵化的“苏联模式”不断偏离科学社会主义内在逻辑的运行。“苏联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不尊重经济规律等，随着时间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体制障碍。”（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苏联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并“为敌对势力煽动群众、制造动乱、乱中夺权提供了可乘之机”（参见：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课题组《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谈谈如何看待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挫折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高校理论战线》2001年第6期，第3、2页）。在外因层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采取的“和平演变”战略也是“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一大原因。而在致使“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内外因中，内因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方向的偏离在根本上造成了苏联建设基础的崩溃。)。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处于冷战的国际背景之下，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相互对峙、彼此博弈。在针锋相对的世界局势之中，苏联立足“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提出以全人类解放为价值旨归的全球性主张几乎没有现实可能性。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总体性的宏大叙事，其“对现代社会的总体性批判、总体性革命的提出、未来人类发展道路的构想等，都体现出总体性的方法论特征”(注：罗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理论探讨》2018年第2期，第5页。)。因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成果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并不具备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转向建构性的基本条件。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始终坚持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实现民族复兴和满足本国人民幸福生活为根本价值追求，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促改革、谋发展、求突破、重创新，在国民经济、民主法制、思想文化、人民生活、生态文明、国际外交等众多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就，在参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主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化所引致的各种问题，中国迎难而上、锐意进取，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主动参与全球性难题的治理，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消解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实现真正的国际民主、主权平等和成果共享贡献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论的建构性转向奠定了现实基础。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性世界观”的当代表达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5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与实践方案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内在必然，也是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创新。这一价值理念与实践方案的提出，致力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全球化的整体推进，促进历史实践经验与未来发展要求的有机结合，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从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辩证性批判到对未来全球性社会形态的建构性阐明，继而推进历史唯物主义从批判性世界观提升为全球化时代的“建构性世界观”(注：刘同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70年及其历史贡献》，《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2页。)。
现存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掌控，在形式上表现出对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合作共赢等价值形态的追求，实则渗透着资本主义的利益诉求与价值理念。面对内在构成日趋复杂、数量规模持续扩大、影响程度不断加深的全球性问题，在国际秩序及全球治理体系中掌控绝对话语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固守零和博弈思维、奉行强权政治、实行霸权主义政策，在经济领域推行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政治领域强制干涉他国内政、文化领域倡导普世价值、社会领域转嫁发展危机、生态领域推卸道义责任等，致使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因素更加突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坚决推行的强权逻辑导致了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困境，造成了世界范围内交流与交锋、协商与斗争多样交错的复杂局势。面对日趋复杂的世界局势，变革、重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迫在眉睫。“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注：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1版。)。面对变革、重构全球治理体系的现实目标，在国际秩序中处于被动、受制、边缘地位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期冀打破现有的、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中心主义发展格局和治理体系，进而重建一个更具合理性、正义性以及平等性的全球治理体系。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其实质是世界市场运作的一体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趋于平衡、合理，国际秩序也在不断地变革、调整。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典型代表，牢牢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以及世界影响力、号召力显著提升，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也逐渐实现从被动到主动、由边缘至中心的提升。基于现存国际秩序、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调整的客观需求和新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接续发展的迫切要求，中国在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中明确了新世界观的构建之于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决定性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基于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的基础之上，这一命运共同体绝不是凌驾于现实的个人与不同的民族国家之上的一个抽象性共同体，它是从人类社会的现实出发而又积极回应时代发展的现实性窘境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它反对国际霸权主义与单边主义的旧有的国际关系，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及其积极建构符合全球化发展要求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宽广的全球视野，拥有博大的世界人文情怀，注重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平等共处与多元共赢，是自由人联合体在当代的具体实践”(注：邵发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8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的提出，能够从价值旨归、现实指向、实现路径等维度弥补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内在不足，为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贡献新智慧和新方案。
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将资本作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中介性范畴，深入到感性的物质实践层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追求剩余价值与不断扩张的演化趋势和逻辑，造成人的自由自觉发展逻辑的断裂，解开了人们异化命运的真正奥秘”(注：韩淑梅、刘同舫《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及其边界意识》，《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第39页。)，确立了以革命为主要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追求。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时期针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集中呈现出理性的批判态度，即围绕全球化时代危机与人类社会发展本质要求相违背的现实展开辩证的批判。虽然历史唯物主义通过批判资本的逐利本性，揭示出全球化的不合理之处，由此提出了改造方案，但其理论倾向主要还是批判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与实践方案的出场，旨在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创新全球治理体系和实现人类整体共建共享，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实现由批判性至建构性的历史转向，并在现实的构建实践中上升为一种“建构性世界观”。
所谓“建构性世界观”，就是在批判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预见性地判断、阐明和规划由多样社会文明、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以及各种社会领域、社会要素、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结构、建构方式、发展方向和价值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时间和空间交互叠加、不断发展的过程，其基本结构、建构方式、发展方向和价值目标所构成的有机体系也将逐渐完善(注：刘同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70年及其历史贡献》，《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2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内蕴的“建构性世界观”，在本质上与人类历史运行的基本规律息息相关，其具体内涵指向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辩证规律与趋势本身，呈现为以不断融合的人类共同的历史为现实内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当今时代全新的价值意蕴，实现人类历史规律与人自身建构性力量的内在融合。
在基本结构上，习近平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和生态五大方面展开了具体阐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注：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人类利益发展的整体性决定了生产体系格局的内在一致性，人类命运面临的发展困境的多层次要求形成多样化的组织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以及人与自然为内核的生命共同体的有机统一，倡导世界各国不分国家性质、制度、大小、强弱、贫富等差异而一律平等，坚持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共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崇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的文化交流之道，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新观念，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环保意识与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人类社会勾勒出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发展蓝图。
在建构方式上，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致力于打造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主动承担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重任，摒弃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僵化思维，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打造伙伴关系、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积极诉诸“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银行”、“亚投行”、“一带一路”、“中巴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合作组织，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参与全球性问题治理、投身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实现全面综合发展、提供综合国力的新机遇与新平台，推动各国在国际合作中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构建不同参与主体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的新型国际关系以消解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国际关系中的垄断性地位，从而将“中心-边缘”体系转变为“平行网络”体系，将零和博弈模式改变为合作共赢模式，为保障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实际权利贡献重要力量，真正实现人类社会整体共生共存、共建共享的目标诉求。
在发展方向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马克思所预设的“自由人联合体”为根本依归，为实现全人类的总体解放、人类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积蓄力量。“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科学预判，其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在于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走向自由人联合体，消解人的异化状态，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一切异化关系，真正实现人的本性的复归以及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当代世界发展的实际境况对人类社会未来图景的具体创建，蕴藏世界各国共命运、同进步、促发展的目标取向，具有营造和平环境、发展共同利益、凝聚全球共识、推进文明进程等内在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营造未来社会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就是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实践”(注：石云霞《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科学体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第22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本质性规律，俨然成为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独特的内涵逻辑。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在基本性质、实践基础、社会主体、实现形式、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二者均是对人类生存发展状况的真切关怀，都致力于实现全人类的真正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行过程中主动突破资本主义狭隘的社会生产动机和私有财产观念，以极力凝合全球生产力并治理资本逻辑留下的病灶为重要使命，致力于为实现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而塑造全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体现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本质特征。
在价值目标上，习近平提出了关于未来世界图景的构想，即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注：习近平《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29页。)。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这一未来世界图景展开了更加详尽的阐释：政治上是一个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持久和平世界；经济上是一个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全球化进程展现出愈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之发展趋势的共同繁荣世界；文化上是一个多样文明和谐并存、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开放包容世界；安全上是一个坚持对话协商，反对争端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危险，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普遍安全世界；生态上是一个环境友好、绿色高效、资源节约，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共同保护地球家园的清洁美丽世界(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致力于实现的现实目标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在包含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观基础，确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性，奠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基础”(注：林伯海《论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1期，第79页。)。将人类高度认同的价值观念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的目标指向，有利于激活人类整体追求美好生活、建设美好世界的内生动力，为人类社会的赓续发展、世界文明的深入推进注入强劲动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倡议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是双向建构、共同发展的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唯物主义与时俱进、拓展提升的现实契机，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检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与实践方案，有利于保证其构建实践的正确方向。在全球化持续推进的当今世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我们应秉持动态的、发展的历史眼光：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自在的世界性实体，而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全球化的实践成果。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我们也应秉持现实的、创新的理论态度：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理论’，也不是传统教科书所阐述的‘普遍原理体系’，而是在批判人类社会实践中不断建构发展的理论体系”(注：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第19页。)。历史唯物主义理应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自身的研究视野之中，并将这一思想落到实处。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需要我们积极开展理论建构与创新的自觉行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世界的创新与发展。
［责任编辑：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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